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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社会责任不容回避

时间:2009-07-10浏览:54设置

――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
田晓玲
  来源:《文汇报》


    “我们今天来探讨大家共同关心的两个话题:历史和教育。”这一开场白,道出了讲演者本人的心声。这位谈话时喜欢中英文夹杂使用的美国人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柯伟林(William C.Kirby),他来自哈佛大学,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现任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他还曾担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职期间大力推进哈佛历史上最全面综合的本科生课程改革。日前,柯伟林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大学”的专题讲演,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一、没有学生,也就没有大学

  文汇报:您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1920-1930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个重要年份,很多著名的学术机构就是从那时起步的。您在研究中似乎特别推崇那个年份?

  答:那个年份重要,是因为商业在大城市获得了很大发展。对于高等教育来说,那个年代不仅有依靠政府背景的大学,同时也有私立大学,有的还具有国际背景,比如燕京大学就是由海外资金资助的,还有不少教会学校。那时的中国大学有很多不同模式,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在决定去哪里深造时,有了更大的选择范围。一些民办学院比如上海大学,当时也在地方上小有名气。还有很多职业学校,比如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苏州大学等等,职业教育也是从那个时代起步的。

  文汇报:您曾经提到,100年前的大学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多是德国的学校,而100年后的今天,美国学校占据了领先地位,德国的大学却寥寥无几了。这种趋势的形成,其根源何在?

  答:也许再过几十年,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可能都是中国的学校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于德国社会来说是个重创,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20世纪60、70年代德国的大学管理不善,过分扩充,却没有增加教员数量。德国的大学放弃了发展的核心理念,变成了一家家大型公司,数量增加了,质量却没有同步增长。而美国的大学主要得益于两种力量,一方面是教育结构的多元化,既有大型的大学,也有小型的学院;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也大有帮助,毕竟,大量经费可以投入到研究中。在这点上,德国做得并不好,大量经费并没有投到高等教育中,而是用于专业化的研究机构,那里没有学生,只有研究员。

  文汇报:不过,情况往往是这样:即使经费投到大学中了,可能仍旧会存在重研究、轻教学的现象。

  答:首先我相信,好的教学和好的研究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必须注意以什么标准来评价;很多情况下,以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多少来评价,结果只是论文的数量增长迅猛,但并不代表研究质量有所提高。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对哈佛来说,那些推出了少量精品的人所赢得的尊重,要远远大于那些拥有一大堆一般成果的人。

  而对于教学,我们确实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教师们会因为研究做得好而得到奖励,但很少会因为教学好而获得奖励。现在流行的大学排行榜,注意力也大多集中在研究上,比如获奖、论文,但却不衡量教学成果。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在提高数量的同时保证质量?如何像重视研究那样重视教学?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说,如果没有学生,也就没有大学。

  文汇报:那么,哈佛是如何促进教学的?

  答:为了改进教学,我们一方面让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情况匿名打分,然后在网上公布;另一方面是设立奖励教学的专门制度,授予教学好的教师“哈佛教授”(Havard college professor)称号,给予他们奖金和奖励性的休假。每年在哈佛,奖金提升最快的,一方面是研究做得好的教授,另一方面也有教学教得好的老师。哈佛还设有一个教学中心,教师上课的一些情况会录下来供教学分析之用,以期找到改进教学的方向。

    二、大学要在相互学习中获得发展

  文汇报:前面您分析过,德国大学排名下降是由于盲目扩张。但是,随着社会高速发展,社会对大学生会有比较大的需求。如何在其中做到平衡?或者说,大学需要怎样的发展才是有益的?

  答: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情况可能有点特殊,因为中国有巨大需求,而大学相对较少。相比之下,中国的中等教育,尤其城市里的中等教育,发展非常快,这意味着和20年前相比,中国将有更多的学生有资格参加高考,接受高等教育。需要重视的是,在学生增加的同时,是不是有那么多合格的教师。中国现在的在校博士生数量比美国还要多,博士生项目增长非常快,这种情况当然很好,但是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教师来教他们。要知道,招收学生远比招收教师容易得多。

  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大学开始为吸引优秀的教师展开竞争,不仅在国内的学校之间出现了竞争,而且在和海外的学校之间也出现了竞争,这些都是好事情。

  文汇报:对中国的大学来说,在竞争的同时,与国外优秀的大学交往,向国外优秀的大学学习,也许更为重要。

  答:哈佛最近在上海设立了办公室,以加强和中国高校的合作,同时让更多哈佛学生来中国学习,了解中国。

  不过在我看来,提出向某个特定学校(比如哈佛)学习,可能是个误区,不理性。哈佛本身非常分散,每个学院都是一个独立王国。欧洲的大学和美国很不一样,他们多数由政府主导,也是非常好的模式。日本、韩国等地的大学模式是公私混合,也可供中国的大学借鉴。中国的大学也有自己的经验。我想强调的是,大学都需要互相学习,没有一所大学可以独立发展,各个大学都需要通过吸取前人经验改进自身。

    三、大学要服务社会、服务人类

  文汇报: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也更希望他们对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对此您怎么看?

  答:对社会来说,大学负有重要责任。哈佛很多学生在公共部门工作,他们不少人也做一些志愿工作,在学校里教学,在一些贫穷的地方建造房屋。这些都很好,尽管不是必须要做的事,却是人们对他们的期待。即使在哈佛这样的私立学校,人们对公共事务仍然保持有责任感,学校仍然教育学生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全人类。

  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更是如此。这是好事情。但是,当我们对大学给予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一些贫穷地区的小学、中学,因为大学体系的基础同样包括这些地方在内。哈佛在录取新生的时候不仅仅看学生的成绩,而且要看学生的整体情况:你从哪里来,在不同的环境下是如何成长的,是如何自我训练成为优秀人才的。

  文汇报:关于社会和大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也存在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就业压力会不会影响到大学的教学和研究?

  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大多数人考进大学,只是希望能够将来在社会上获得一份职业,或者简单来说获得一份工作。美国的大学也是这样。从长远看,能够成为领导者的那些人,他们在大学读书期间并不只是专注于狭小的领域,而是会接受广泛的教育。比如说高盛公司的前领导人保尔森,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英语专业,在校期间他还是学校足球队队长;高盛现任领导人则毕业于哈佛历史系,他进哈佛时很穷,以助学金为生,边读书边打工,一方面是为了从中得到锻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支付生活开支。我认为,如果为了应付工作,那么只需要一些特定知识就行了;但如果要成为领导者,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政府部门,那么就需要接触很多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同时能够对过去的东西提出批评,并且试图改进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