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院士:文化传承创新的根基
字体大小:[] [] []  浏览次数: 2604 次  发布时间: 2012-06-06  
 

   
■秦伯益


 
    本次创新中国论坛的命题之一是要研究“如何在文化传承创新中实现大学精神的重塑”。陆游有两句诗:“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我想,果真要重塑大学精神,那么,真正的功夫还要下在大学校园之外。今天我想谈两点:一是基础教育,二是文化政策。
 
    我是江苏无锡人,解放前上的中小学。小学二年级上了一门乡土课,讲本乡本土的事。从乡土课上知道我家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太湖水太湖美,有很多名胜古迹和土特产,出了很多读书人。江南读书人不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我从小爱我的家乡,家乡是我的根。长大后我从爱家乡而爱祖国,从爱祖国而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建设新中国。我爱党,是从我爱家乡的感情中升华起来的。
 
    到四、五年级学修身课、公德课,进行五爱教育:爱父母师长、爱劳动、爱护弱小同学、爱护公共财物、爱清洁卫生。这些都是孩子们身边日常的事,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做得成,从中培养了孩子们基本的是非观念,养成了最初的行为准则。当时有一本大家爱看的书——《爱的教育》,作者是意大利的亚米契斯。书中讲的都是小学生日常的事,都是孩子们与师长、亲友、同学、邻里之间经常遇到的生活琐事,从这些身边琐事中,懂得了什么是“对和错”,什么是“是和非”,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劣”,从中培养孩子们一颗善良的爱心。在成语故事里,如孔融让梨、程门立雪、季子挂剑、一诺千金等,学到了谦让、尊师、诚信、仗义等教育。
 
    中学开始上公民课,也讲一些伦理和法律概念,培养公民意识,知道了公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公民应该遵纪守法等道理。同时在语文课和历史课上学到了大量民族英雄和很多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能工巧匠们的优秀品德。小时候学到的知识最牢固,最深刻。
 
    日积月累、耳濡目染,这种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浇灌着青少年们纯洁的心田,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们的思想深处,知道做人应该自爱、自重、自律,逐渐形成了他们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本色,决定着他们一生的品德、追求、节操和行为准则。中学毕业时是世界观基本形成的时期,所谓“成人”了,就是基本具备了人格、人性、人品、人的理想、兴趣、追求、信仰等属于人的品格了。大学精神就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提升。从而形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风骨、节操和社会担当。
 
    解放后,以上这些课都不上了,代替这些课程的是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教育内容很多是围绕爱党、爱社会主义和学习英雄模范们的优秀事迹。应该肯定,政治教育很重要,把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建设成今天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新中国,政治教育功不可没。但政治教育不是、也不能代替道德诚信等基础教育。尤其政治教育逐渐发展到政治纪律教育后,就更不是,也更不能代替道德诚信等基础教育了,尽管政治纪律教育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也十分重要。
 
    长期以来我们进行英雄模范教育,但它同样不能代替基本的道德诚信教育。因为英雄模范都很高大,常人难以企及。当学生们进入社会后,看到社会现实中的不少问题,与学校教育中的不同,对过去所受的政治思想教育立马产生疑问,开始动摇。现在很多中学毕业生就是在这种人文基础教育残缺的状态下进入大学的,在这基础上来实现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是有难度的。
 
    为此,我衷心希望,教育部门能改善和调整当前的基础人文教育,使它能够符合青少年思想成长的规律,收到实效。当然,基础人文的建立,不能只靠学校教育,还要有家庭和社会的文明建设。
 
    其次是文化政策问题。基础教育中人文教育的不足是国家的文化政策造成的。解放后的教育方针就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句话现在不提了,因为它至少不全面,甚至是有错误的。文化政策的偏颇,导致教育方针的缺陷、人文教育的残破和大学精神的空虚。
 
    文化建设是个慢功夫。“百年树人”,最忌急功近利。文化,不是开一个大会,喊几句口号,搞几次活动就能繁荣和发展的。现在提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要慎重。我们应该发展的是“文化事业”。“文化事业”发展了,才有“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是根,“文化产业”是叶,根深才能叶茂,否则是“无本之木”。“文化事业”是源,“文化产业”是流,源远才能流长,否则是“无源之水”。
 
    回顾改革开放后,在科教文卫领域都曾提出过“产业化”的方针,结果并不好。在科研领域,应用研究后期应该向产业化发展,基础研究如果也要产业化,就会导致急功近利,误导了它的原创动力。在教育领域,产业化的结果,造成了教育界的种种弊端。在医疗领域,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结果导致看病难,看病贵,恶化了医患关系。在文化领域,如果没有“文化事业”的发展,过多倡导“文化产业”,势必导致媚俗文化、低俗文化、庸俗文化,甚至恶俗文化的泛滥,这种迹象现在已经露头。
 
    发展文化事业要靠正确的政策,政府要真心实意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不是靠市场法则,由利益驱动。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了“双百”方针,可惜后来他自己没有做到,毛泽东之后有一些改进,但并不彻底。中国自古以来领导人就浸透着大一统思想,喜欢“定于一尊”,喜欢“众口一辞”、“舆论一律”。而且动不动就运用行政权力,以“举国体制”来推动工作,要求“一刀切”。须知,“举国体制”既能办大事,也会“闯大祸”,“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大灾难都是举国体制下造成的。
 
    要发展文化事业,首先要从法律上保障文化工作者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具体部门的法规要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就科技创新来说,它的前提是思想解放,文化觉醒。近代西方科技革命的出现是在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文化觉醒的基础上出现的。科技创新的高潮不会出现在封建君王的文化专制时期,也没有出现在对文化创作严格控制的年代。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全民启蒙。
 
    也应该看到,解放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器物层面上的进步是很大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会促进文化的觉醒。科技进步与文化觉醒,两者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他们将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董光壁教授曾说:“从文化战略考虑中国科学发展问题,关键是正确对待传统和自由。传统和自由是一切创造的必要条件,割断了传统就失去了创造的根基,缺少了自由就窒息了创造的动力。”
 
    有感于此,我认为创新的根基,就是文化的传承,就是政策的自由。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教授。此文为作者2011年12月在第二届“创新中国论坛”上的发言节选。)
 
《中国科学报》 (2012-01-09 B1 思想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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